第五百五十七章 礼治之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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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郅十二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大乾皇帝，在外国人看来，本是天朝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但当时乾国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国朝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连爱记日记的朝廷大员们，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都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可以说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仅仅一个是否下跪的礼仪问题，就搞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不但为此争执多年，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和外国人交涉而失去了很多实在的利益，放在后世，也许很难想象，但在这个时代，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作为大乾帝国的精英阶层，信奉儒家的道德理论的士大夫们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外国人“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帝国和帝国的臣民，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天朝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统的天朝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儒学家学者们也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古代的经典造就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也造就了千年帝国的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帝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天朝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邪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帝国内还存在另外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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